2024年5月18日上午,2024年上海科技节在位于浦东的张江科学会堂拉开帷幕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新高走上 “红毯”,并首次走上的“元宇宙科学红毯”。
他既是资深的计算凝聚态物理学家、院士,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谢希德特聘教授,又是上海市教育功臣和一位校长。
此前,就基础研究、南澳科学会议(简称“南澳会议”)、高校学生教育等内容,澎湃科技专访龚新高院士。
“北有香山,南有南澳。” 由龚新高院士率先发起和组织的南澳科学会议对标香山科学会议。
三年前,2021年4月7日,他就任中国目前唯一一所理工科中外合作大学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(简称“广以”)的校长。
2023年9月,他被授予“上海市教育功臣”称号。
龚新高院士说,他有一个观察:根植在以色列的教育模式中的是两种东西,一是好奇心,二是Tolerate failure(对失败的容忍)。
“后者为什么重要?一位以色列的教授曾反问我,‘你每天干的这些事情,有多少是成功的?’华罗庚也说过——你要勇于犯错,当把所有错都犯完了,最后你会找到答案。但很多人没有这种勇气,也没有这个胆量。”
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,要先完善好相关机制
一段时间以来,“基础研究”是很多人都在提的“热词”。
是不是提得太多了?
龚新高不这么认为。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。“没有基础研究,你怎么创得了新?”他说。
他从事的是计算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,属于基础研究领域,具体包括分子动力学方法及其应用、纳米体系物性的理论研究、新型能源材料的设计和计算、表面和界面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。
他1962年6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县;1985-2005任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;2000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;2009年起担任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。199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,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他告诉澎湃科技,“基础研究”这个词近些年来确实被提及了很多次,但从某个角度来看,还不是很够。具体来说,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足。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国家科研支出的16%~18%,但中国这一比例近些年才达到6%左右。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的基础研究提得还非常不够。”
龚新高院士同时表示,科研投入跟经济发展有关,“必须把肚子先填饱。”“我们通过几十年改革开放,靠体力活赚了点钱,但是后面,必须要有基础研究的根本突破,才能跟别人去竞争的。所以基础研究确实是中国要大力提升和加强的方面。”
他说,基础研究的核心特点是,一方面是新知识,另一个方面是人才。在基础研究探索过程中能培养出来很多人才。
对于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,龚新高院士认为,首先要完善好相关机制,要有冷板凳。“现在很多地方,你干几年就得拜拜了,‘非升即走’!升不了职,工资涨不上去,老婆也会找你麻烦。这是体制机制问题。”
发起更“神仙”的南澳科学会议,引才聚能
南澳科学会议聚焦前沿基础研究,开展学术交流,计划一年举办6~8次;并要求参会专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要占相当的比例。
其秘书处和承办单位之一就是龚新高院士任校长的广以。
“香山会议可能是国内历史最长的科学会议了,它是要围绕某个项目进行讨论、立项,但是我们这个会议完全是关于基础研究。行内人称香山会议有个别称,是‘神仙会议’,我们南澳会议可能比香山会议更‘神仙’。”龚新高说。
他解释称,香山科学会议要求形成针对某个项目的建议,一般是为了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立项、申请科研资助,“而我们的绝对是‘神仙打架’,我们设计的讨论时间比报告的时间长得多,我们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,来进行‘神仙打架’,所以受到的约束更小。”
2023年2月8日,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,南澳科学会议启动暨第一次会议召开。
该会议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、汕头市人民政府主办,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承办。
参加南澳科学会议首次会议的20名院士及各方面专家、学者共60余名,被称为当地前所未有的高规格“院士天团”。
对于南澳科学会议的缘起,龚新高院士表示,首先是,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研究交流的平台。基础研究有它自身的特点,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东西,需要人们思想的碰撞,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,需要这种激烈的讨论。”
其次,汕头需要这样的平台。
龚新高院士表示,通过这个平台,吸引、汇集了很多知名学者专家,可以让更多人才、资源、机会带到汕头来。汕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尚未成形、成体系,“我希望做一个小的硅谷一样的东西,”创造一些科技的平台,带动汕头的科技产业和规划,推动学校的教授成立一些科技公司,帮助外地的科技人才来汕头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,相信会促进汕头地区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发展。
此外,他表示,汕头人很聪明,很厉害,但他们需要一个舞台。 “做了南澳科学会议,就是要给优秀的潮汕人多一个回家的理由。”
南澳科学会议启动的第一年即成功举办八次会议,吸引200多位专家学者就基础研究、量子材料与调控、光电高效融合等主题进行研讨,为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凝聚智慧力量。2024年,“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科学”(Science via AI)等又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。
激发学生潜能的研究型大学
龚新高院士是广以的第二任校长。
广以(英文缩写GTIIT)是由享誉全球的知名高等学府以色列理工学院(英文缩写Technion)与汕头大学(英文缩写STU)合作办学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。
“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。”“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坐在一起办好一所大学,是不容易的。” 龚新高说,这是两种非常Robust(稳健、强韧)的文化,“个性”都很强,磨合过程长达四五年,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冲突了。“我在中国的大学工作过,我知道其他大学内部的矛盾比这个可能还要大。”
广以是一所研究型大学。
为什么需要研究型大学?龚新高院士表示,学生在这样的学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教学型的大学,上课是在教学实验室,“我们的学生上完课之后很忙。他要去实验室,要看看学术前沿研究是干什么事情。要见识!二年级就开始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。有这种经历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。”“我们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,我们的教授40%的时间用于上课,其他是做研究的。这是研究型大学跟教学型大学的一个差别。”
龚新高院士表示,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很短,实际上真正是在“985”工程以后出现的,那时候,国家才对大学的研究项目进行大规模投入。
在这里,学生成绩和能力的提升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分享了一个最近的经历。他在餐厅吃饭时,一个学生过来问,“校长,我能跟你一起吃饭吗?”
“这种学生一看就很行,对吧?一般的学生都很怕校长。我说,当然欢迎了。坐下来后,他很正式地自我介绍是哪个年级的,哪个专业。我问你高考成绩怎么样?他说,他第一次高考没考上,父亲让他回家做生意。他坚决不干。第二年,考到广以,最低分数进来的。起初的三个月,根本听不懂课。我们是英文授课。他从早上到晚上11点,每天笔记都抄不完。三个月之后开始听懂了。为什么这么努力?他说他爸爸不愿他来上学。而他一定要学好。现在他是全年级第一名。他很忙,社会工作、实验室工作,还要帮学弟学妹。这样的孩子将来真的会成为一个人才,眼界很开阔,能力很强。这是我们广以存在的价值。” 龚新高说。(澎湃新闻,吴跃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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